5月12日，美中两国宣布将相互加征关税的措施暂停90天。一份联合声明称，在贸易谈判继续进行期间，部分关税将予以保留。

　　这是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4月初实施的全面关税政策的又一次逆转，当时这一举措曾令全球经济陷入动荡，股市大幅下挫。

　　尽管他宣称自己的举措会让美国经济“繁荣”，但一开始就很清楚这些举措不会奏效。贸易战无法改善美国工人的境遇，也无法让制造业回流美国。

　　如今，由于企业纷纷下调利润目标，以及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出现萎缩的报道，特朗普政府似乎正在改变其策略。但打着“稳定”的旗号回归经济自由主义并非正确之举。

　　当前的全球经济体系因几十年来偏袒富人的政策而扭曲，已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促进全球北方和南方的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并应对全球社会经济挑战。

　　自由全球化的危机

　　当前世界各国经济所面临的困境，是过去80年来全球北方精英阶层推行的政策所导致的结果。

　　在二战后盟国提出的经济秩序的最初凯恩斯主义构想中，旨在将贸易、劳工和发展方面的最佳实践相结合，以促进包容性增长。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美国和英国企业的反对使这一秩序脱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以全球北方的主要经济工具——1944年成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核心的扭曲体系。

　　20世纪70年代，经济精英们将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归咎于对有组织劳工的过度让步，而非诸如石油危机之类的暂时冲击，他们认为政府开支过大、工会势力过强以及监管过严。随后，他们发起了一场针对凯恩斯主义权力分享和社会妥协模式的制度性反革命。

　　这场反革命在20世纪80年代成形，当时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积极推行恢复企业盈利能力的政策。他们大幅削减富人的税负，放宽国际资本流动限制，使生产更容易转移到低成本经济体，放松对金融部门的监管，削弱工会力量，并将公共服务私有化。结果，外包劳动力、逃税、房地产投机、金融化以及信贷驱动的泡沫成为美国企业盈利的主要方式。

　　在发展中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各区域开发银行督促各国政府削减公共开支、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消除贸易壁垒，并迅速放松市场管制，而对社会后果几乎毫不顾及。

　　因此，对于许多通过激进自由化拥抱全球化的国家来说，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成了迷失的十年。这些政策引发了从墨西哥到俄罗斯的大规模就业冲击、不平等加剧、债务飙升以及持续的金融动荡。

　　东亚经济体则是例外，它们学会了避开自由全球化带来的种种束缚，按照自己的条件融入全球经济。

　　这套体系的最大受益者是西方的经济精英阶层，因为企业从海外低成本生产和国内放松管制中获利。然而，西方工人却并非如此，他们在竞争力、产业转移和自动化带来的压力下，面临着实际工资停滞不前、劳动保护削弱以及经济不安全感加剧的局面。

　　非自由的经济政策注定会失败。

　　对于我们这些研究过战后经济秩序的人来说，很明显，如果不纠正自由全球主义的缺陷，一场民族主义、反自由的反革命就会到来。我们很早就看到了其在欧洲的迹象，那里的反自由民粹主义者崭露头角，起初在边缘地区站稳脚跟，然后逐渐发展壮大，成为欧洲最具破坏性的力量。

　　在他们掌权的国家，他们推行的政策表面上类似于发展主义。然而，他们非但没有实现真正的结构性转变，反而助长了由政治关系密切的精英阶层主导的寡头政治。他们带来的不是发展，而是寻租和资源掠夺，既没有提高生产力也没有促进创新。

　　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同样走的是经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言论的老路。就像欧洲的非自由经济政策失败一样，他的关税政策也绝不可能神奇地让美国重新工业化，也不可能终结工人阶级的苦难。

　　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关税——或者如今威胁要征收关税——只会加速中国竞争优势的形成，迫使中国深化国内供应链，促进区域合作，并减少对西方市场的依赖。在美国，这种非自由主义的应对措施会拉低劳工标准，通过通货膨胀侵蚀实际工资，并通过人为保护措施来支撑精英阶层。

　　此外，特朗普没有真正的产业政策，这使得他那些被动的贸易措施完全无效。真正的产业政策应当协调公共投资，扶持特定产业，执行劳动标准，并引导技术变革朝着创造优质就业岗位的方向发展。

　　他的前任总统乔·拜登在《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法案》中为这样的产业政策议程奠定了基础。然而，这些计划如今正受到特朗普政府的攻击，其残余部分也不会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没有这些支柱，劳动者就会暴露在经济冲击之下，无法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而所谓的再工业化也就不过是政治作秀罢了。

　　未来的方向

　　尽管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不太可能奏效，但回归经济自由主义也无法解决社会经济方面的不满。让我们记住，过去不惜一切代价维持这一存在严重缺陷的体系的做法最终都事与愿违。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西方各国政府救助了大型银行，任由金融市场恢复常态。全球经济架构的实质性改革始终未能实现。与此同时，从德国到美国，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工资增长停滞，房价飙升，经济不安全感加剧。

　　我们不能再回到这种失调的状态了。我们需要一个以多边治理、生态可持续性和以人为本的发展为重点的新全球经济秩序。这种进步的全球多边主义意味着各国政府不仅要协调对跨国公司征税和遏制避税天堂，还要协调资本流动的监管、设定最低劳动和环境标准、共享绿色技术以及共同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资金。

　　在这一新的经济秩序中，全球经济治理机构将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实施产业政策留出空间，并与公共财政机构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以调动耐心、可持续的资金。这种合作方式将为自由全球主义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通过促进负责任的公共投资和以发展为重点的金融合作来实现。

　　与新兴经济体的生态社会发展中主义并行，富裕国家需要逐步接受一种后增长模式。这种策略将福祉、生态稳定和社会公平置于无休止的国内生产总值扩张之上。

　　这意味着要投资于护理工作、绿色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而非追逐短期利润或掠夺性增长。对于成熟经济体而言，目标应从追求更多增长转向更优分配，并在地球承载能力范围内发展。这也将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留出更多空间，使其能够在不过度消耗我们有限的共同自然资源的情况下提高生活水平。

　　通过加强国家和多边公共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并采用更好的手段对企业和收入进行征税和监管，政府能够重新获得创造稳定且薪酬优厚的工作岗位、强化有组织的劳工力量以及解决不平等问题的能力。这是美国工人重获他们所向往的生活质量的唯一途径。

　　这种进步的多边主义将是长期对抗反自由民粹主义的有力解药。然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就需要建立强大的全球和区域政治联盟，以挑战根深蒂固的企业利益，并平衡现有的自由主义、资本驱动的全球框架。

　　挑战显而易见：不仅要批判特朗普的破坏性政策，还要提出一个大胆且连贯的愿景，涵盖工业复兴、生态可持续性以及全球正义。接下来的几个月将表明，是否有人准备好引领这场变革。